摘要：2021年5月26日，韩国市民走在首尔的街道上。在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最严重的时候，韩国仍有70%以上的补习班正常营业。（新华社/图）频频点头打瞌睡，或者干脆趴在课...

2021年5月26日,1月2日的英语(1月2日的英语缩写)韩国市民走在首尔的街道上。在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最严重的时候，韩国仍有70%以上的补习班正常营业。 （新华社/图）

频频点头打瞌睡，或者干脆趴在课桌上呼呼大睡，是不少韩国课堂的一景。

韩国的青少年普遍睡眠不足。2021年5月，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公布一项数据显示，该国青少年平均睡眠时间为7小时18分，相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青少年平均睡眠时间少1小时4分。

“课堂上，居然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睡觉。”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阿曼达·里普利（Amanda Ripley）亲赴韩国，试图探寻韩国成为“教育强国”的秘密。

看到这一幕，这名美国记者目瞪口呆。不过，课堂瞌睡并没有影响韩国中小学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测验中名列前茅。

八成中小学生参加补习班，“私教育”市场超过33万亿韩元

韩国有学校教育和课外辅导两大教育体系，后者又被称为“私教育”“影子教育系统”。

“孩子们每天在学校10个小时以上，浪费时间学习那些自己并不需要的知识。”2010年秋天，朝鲜族人朴泰景从大连移民首尔后，先是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不久到大峙洞地区从事课外辅导，主要讲授数学课程。

在他看来，“空洞的学校教育”是不少学生课堂上瞌睡的原因，而发达的“影子教育系统”则是韩国学生在国际测验中名列前茅的关键因素。

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是韩国“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聚集了一千多家补习班。这只不过是韩国课外辅导市场的一个缩影。

韩国总人口5200万左右，却拥有超过10万家课外辅导机构。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字，2019年，韩国民众为课外辅导花费了19.5万亿韩元。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则认为，私教育的市场规模已超过33万亿韩元，超过韩国军费预算的一半。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韩国的课外辅导产业实现了近70倍的增长，吸引了大约30万名从业者，这一数字超过了公立中小学教师总量的一半。即使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韩国的课外辅导行业依旧实现了5%的增长。

中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据社会组织“无私教育困扰的世界”调查，2000年，韩国参加私立补习班的学生占58.2%，三年后，这一数字升至72.6%。韩国教育开发院的报告认为，2020年，至少有八成中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

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抑制课外辅导班的热度。2020年3月，韩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仍有70%以上的补习班正常营业。根据现行法律，韩国地方政府只能建议各类学校停课，但不能采取强制措施。

当时，为了说服补习班停课避疫，韩国政府承诺为从事课外辅导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但在与韩国政府的谈判中，“大韩补习班协会”以经营困难为由，要求政府提供相当于正常年份学费50%的财政补贴。最终，谈判双方不欢而散。

“除了高考延期之外，教育部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公立学校停课，反而让更多的学生奔向了私人教育机构。”韩联社援引全国教职员工会负责人的话说。

韩国教育部多次下令，要求补习班必须在晚上10点前关门。但在课外辅导企业和广大家长的联合抗议声中，禁令不了了之。

“教育贫困家庭”加剧，社会生育意愿降低

一些“私教育”从业者也赚得盆满钵满。朴泰景记得，他初到韩国在航空公司工作时，每个月只有250万韩元的收入。改行课外辅导教师后，他的收入则迅速升至一千多万韩元。

“这不过是这个行业的中等收入。”朴泰景说，被称为“摇滚巨星老师”的安德鲁·金是“私教育”行业的偶像，他将授课内容上传到互联网供学生付费阅读，从2010年起每年的收入都在50亿韩元以上。

但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课外辅导带来的经济负担很重。但是，人生从起跑线开始就充满荆棘……”45岁的李业顿（音译）是韩国一家电视媒体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五年前，为了让儿女接受更好的基础教育，李业顿在江南区高价购买了一所“学区房”。

韩国的小学和初中实行划片入学，购房则实行积分制。其中，未成年人口数、无房轮候时间以及银行存款是决定积分多少的三大因素。

成功购得“学区房”只是教育竞争的前奏。李业顿算了一笔账：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每天要补习英语和数学，一个月费用至少50万韩元，只补习数学的儿子每个月大约花费30万韩元。

“补习费、餐饮费、通信费、还房贷，一个月的工资到手后很快就没了。”李业顿说，一些家庭为了供孩子读书而卖掉了房子，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是韩国的历史传统。

大约公元958年，高丽王朝光宗皇帝从中国引入科举考试制度。自此，“即使把耕牛卖掉，也要让孩子读书”逐渐成为各个阶层的共识。

“我和丈夫一起不分昼夜地工作，也很难为儿子赚足高考补习班的学费。”金女士沮丧地说，“河沟里不会那么容易飞出一条龙。”

金女士在首尔一家写字楼里从事保洁工作，每小时只能赚1万韩元，她的丈夫开出租车，夫妻俩属于韩国社会典型的低收入阶层。

愈演愈烈的课外辅导业正催生出“教育贫困家庭”。按照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解释，“教育贫困家庭”是指因子女教育支出而背负债务的家庭。从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联合发布的数据来看，这一群体大致有82.4万户家庭、305万人。

高额的教育支出，导致韩国家庭高负债率接近极限，不仅挤占了养老等支出，也降低了年轻夫妻的生育意愿。据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统计，在读公立学校、不参加补习班的情况下，养育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也需花费约3.1亿韩元。如果加上课外补习费用，这笔费用将超过5亿韩元。

“为什么放弃追加生育？”在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一项调查中，43%的受访家庭表示，“因教育负担过重而放弃追加生育”。

当前，韩国正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等一系列严峻的人口危机。2020年，韩国仅有27万婴儿出生，较上一年度下降了10%，死亡率则增加了3%。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三年低于1。

通常，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以上，才能维持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变。

韩式“私教育”大幅增加了育儿成本，降低了社会生育意愿。同时，少子化现象为“私教育”带来的生源危机已初见端倪。

2000年，韩国6岁至21岁的学龄人口一度高达1138万人。2020年，这一数字降至800万人以下。短短二十年间，韩国学龄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韩国统计厅预计，2027年这一数字将继续缩减至700万人，2045年将降至612万人。

韩国“私教育”产业也感受到了危机，纷纷瞄准中国、越南等国际市场。

富家子弟超“SKY”新生半数，“寒门难出贵子”

市场的过度介入让教育逐渐成为资本逐利的战场，韩国的大财阀经济是“私教育”热潮的推动力之一。

当前，韩国经济实际上由三十多家大财阀把持。这些财阀企业提供的薪酬通常是其它企业的两倍，还带来更强的职业稳定性以及社会荣耀。但是，韩国的财阀企业更青睐来自“SKY”的毕业生。

“SKY”是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三所名校的英文缩写。每年都有韩国媒体或研究机构排列“SKY”校友在各大财阀企业高管中的名录。每一届内阁和国会组成完毕后，“SKY”校友在阁员和议员中的比重也是韩国社会关注的重点。

“韩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学历情结。男人一般认为成功的决定因素是学历，女性则认为是外貌和学历。”朴泰景注意到，不论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还是各类企业招聘，个人简历表上最醒目的一栏都是“最后学历”“最高学历”“毕业院校”，一些用人单位甚至要求应聘者填写“父母学历”。

不同学历也是韩国职场收入差距的重要分水岭。韩国统计厅稍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高中学历的城市劳动者人均月收入为两百多万韩元，研究生则超过400万韩元，几乎文凭每提高一个等级收入则增加100万韩元。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是韩国社会的普遍共识。越来越多的韩国家庭却发现，知识的积累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金钱，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挂钩极大影响了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

2020年10月，韩国奖学基金会向国会教育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国政监察资料显示，至少55%的韩国“SKY”新生出身高收入家庭，只有1.6%来自月收入不足100万韩元的低收入家庭。

这种“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在10年前就开始显现。韩国《中央日报》与职业能力开发院一项针对8000名大学生的背景调查发现：出身贫寒家庭的毕业生比例，从1990年的13.4%骤降到2010年的5.8%。

父母的收入越高、社会地位越高，越会重视孩子在课外辅导方面的投入。2021年3月，教育部与统计厅发布的《2020年小学、初中、高中课外辅导费调查结果》显示，高收入阶层课外辅导费每月花费50万韩元，低收入阶层每月花费不足10万韩元，二者相差5倍。

“公立教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个孩子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勺子的颜色（家境），取决于对课外教育的付出。”朴泰景说，只有商业高中学历的“平民总统”卢武铉、开米店发迹的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已不再是“励志的神话”。

家庭的经济水平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文在寅总统在大选时提出了“修复教育天梯”的口号。韩国《中央日报》文章认为，这几年，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平民家庭的孩子实现“寒门出贵子”的可能性也渐渐消失。

韩国政府向“私教育”动刀

韩国的课外辅导行业兴起上世纪60年代末，历届韩国政府的政策都在“堵”与“疏”之间摇摆。

经历三十多年的野蛮生长后，1981年，全斗焕政府通过《学院法》。该法案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举办课外辅导班，违令者将处以罚款甚至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韩国政府当时还组织了“课外辅导执法队”。

“这是对课外辅导最严厉的打击，依旧是色厉内荏。”李业顿记得，课外辅导老师深夜“偷偷摸摸”来家授课，有时候也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串门，甚至开着小汽车到郊外小树林补课。

在家长与课外辅导老师的“游击战”中，全斗焕政府严厉的“730教育改革”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不过，全斗焕政府推出的高中内审考核（学校推荐）制度打破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为高考改革带来深远的影响。

此后，内审制度却逐渐在权力寻租中变异。由学校操控的内审制度核心是“综合素质”，这依旧受到家庭地位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后，韩国政府采取高中教育多样化政策，允许民间资本开办高中，一些家长不惜重金将孩子送入英语高中、科学高中、文艺高中等，以提高孩子在内审时的“综合素质”分数。

2019年夏天，高中内审考核制度在时任法务部长曹国案中成为众矢之的。曹国及其妻子被指控为女儿伪造获奖证书、利用职权助其入读名牌大学。韩国舆论指责，得益于父母的权势，曹国的女儿小小年纪就成为SCI级别医学论文的第一作者。

全斗焕政府开创的内审考核制度至今依旧存在，它采取的禁止课外辅导政策早在1984年名存实亡。禁令一放松，课外辅导业则出现了报复式增长。1993年，韩国的课外辅导开支一度达到4.86万亿韩元，相当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6%。

多名韩国总统也采取了“围堵”的策略。1998年，金大中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誓言，“要把年轻人从课外辅导中释放出来，让家长解脱课外辅导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

金大中总统雄心勃勃的计划，在2000年4月被法院判定违宪。

学历的边际效应递减，“私教育”依旧根深蒂固

在过去的30年间，韩国仅对高考政策就进行了至少21次较大的改革调整，努力却没有赢得多数家长的掌声。

“高考改革的目的就走偏了，它努力把课外教育拉下水，却没有把公立教育推上台。”李业顿批评说，“每一次改革都号称要减负，实际上只是‘解放了它（学校）自己’，最终将责任踢给了家长、推给了辅导班。”

多年来，“私教育”一直是韩国社会经久不衰的公共话题，这也反映在《学习的背叛》《天空之城》等多部影视作品中。2018年12月，黑色喜剧《天空之城》开播，收视率一度飙升至17%，将不少综艺节目远远地抛在后面。

《天空之城》没有引起韩国社会对私教育问题的深层反思，不少家长的第一反应却是，“到哪里去找《天空之城》中那样优秀的高考辅导老师？”

“私教育”的观念在韩国已是根深蒂固。1945年8月，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后，韩国的文盲率高达53%，只有14%的韩国人接受过学校教育。

光复后，朝鲜半岛南北分治，大约九成的矿产资源集中在北部。韩国人相信人才和技术可以改变国运，再穷不能穷教育。当时，韩国3.3万名中小学教师中有七成来自日本殖民者，随着他们战败回国，韩国不得不依靠私立教育，鼓励私人办学，私教育为此后的“汉江奇迹”奠定了基础。

如今，韩国跻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其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就是人才和技术。见证了“汉江奇迹”的老一辈韩国人自然对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至今仍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如果你有一匹马，就送它去济州岛。如果你有一个儿子，就送他去首尔。”

首尔是韩国优质教育的集中地，优质教育则是韩国人经历经济社会动荡的护身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一片哀鸿，裁员潮来临。现代重工工程师闵喆九形象地对媒体描述，“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在三星、现代这样的大企业，普通职员的年薪都可以拿到5000万韩元，小企业做同样工作的员工就只能拿到2000万韩元，全社会因此拼了命地向上层社会挤。”

作为通往上层社会为数不多的通道，韩国社会也因此出现一种教育怪现象：经济越不景气，初高中生的私教育费反而不断逆势增长。1998年，韩国小学生的私教育费减少了9.1%，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私教育支出却分别增加了5.3%和2.8%。

小学生课外辅导主要集中在音乐、体育和美术，初高中生主要补习科目则为英语、数学、科学等文化课，后者更直接地为高考指挥棒所指引。

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失业率飙升等因素加剧，也让学历的含金量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统计，大约98%的韩国年轻人可完成高中教育。其中，75%会继续上大学，但只有2%才能进入“SKY”大学。

“SKY”的含金量依旧坚挺，因此，多数韩国家长更重视通往精英之路的私教育。教育的错位也导致韩国社会出现了“大学生满街跑，水电工找不到”的怪现象。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姚萌